新华网河南频道10月12日讯 大河网-河南商报报道:9月27日14时37分，上海地铁10号线两列列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295人到医院就诊检查，事故发生后，上海地铁官方微博便进行滚动播报，通报事故的最新消息，并进行致歉。截至次日18时30分，其微博共发布有关地铁事故的信息63条。有网友称，“杜绝了谣言的产生，满足了信息饥渴网友的需求”。而在事故当晚，有关各方也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披露事故、伤亡等信息。
相较之下，发生于7月23日的更大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在新闻发布方面则备受诟病，新闻发布会是在7月24日晚举行的，且只有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一人出场，而其发言更是受到众多指责，最终，王勇平调任。但是，由其带来的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反思却不曾结束。 制度肇始 网络时代 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10月8日，河南商报记者搜索“上海地铁事故”，有1270000条结果，除最新进展外，其早期信息多来源于上海地铁的官方微博。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满意，“感到了一种人性化的新鲜感”。 而上海地铁官方微博负责人之一冯昊在接受采访时称，此次地铁追尾事故中，一共有7~8人参与到官方微博的信息发布中，并派出多位微博通讯员赶赴多个停运车站，实地了解公交短驳配套预案实施情况，并通过微博迅速反映运营情况。“网络时代，瞒不住什么东西，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相较之下，7·23温州动车事故中，新闻发布则备受诟病，如此重大的事故发生后，公民想要了解信息的渴求十分强烈，而新闻发布会在第二天才举行，且仅有其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一人出面，发布内容更是广受指责。 尽管初期矛头大多对准王勇平，但事件尘埃落定后，王勇平如今被各界重新认识和评估。“王勇平其实挺勇敢，面对危机时，他不回避，并且能说出来一些问题。”９月８日，河南省公安厅宣传部门张先生说。这个观点在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获得普遍认同。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任战洲对王勇平能够站出来表示支持。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周宇豪也认为，王勇平和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一样，都非常敬业，有执著的追求。 而自称王勇平的好友，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长达6000余字的“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也对其表示出同情：“我看了发布会部分实况，真是难为你了！……我以为，这场发布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次之，也应当是有关部领导和司局长在北京共同向记者解释情况。” 发展现状 重大事故面前 显新闻发言人制度弊病 虽然上海地铁在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获得众多赞赏，但仍有网友指出，为何第一条信息发布是在事故后半个小时？对此，冯昊解释，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难以确认就是追尾”，一直等到应急指挥中心做出“追尾”认定后，微博才发布消息。 而动车追尾新闻发布会，受诟病之处则多之又多。“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除了其个人应对技巧欠缺，也是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所有弊病的一次集中暴露。”周宇豪说，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不应该由王勇平一人来担当，因为，许多信息，他自己都搞不准，无法发布，另外，作为他此时的职务层级，许多信息，他也无法判断是否该说。 在周宇豪看来，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发展迅速，但整体推进上，存在众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资格不明确。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当新闻发言人？现在基本上单位副职来担任，可是有些单位副职有好多，哪个副职可以来担任？其次，流动性太强、太快。因为与职务相连，有的新闻发言人上任没多久，还没了解到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就被调走了，这种制度下，难以出现优秀的新闻发言人。除此之外，新闻发言人整个制度、问责机制的建立；新闻发言人个人政治素养、公共危机应对能力等，也都制约了这项制度的发展。”他说。 9月下旬，河南商报记者在联系省安监局进行这次采访时，电话被转至该单位法规处，该处一接电话的男士自称姓周，刚到单位没多久，太多情况不了解。又称，该机构有新闻发言人，但最新的刚刚上报，尚不知道是谁。“媒体采访由我们先接待，然后报给领导的，需要时，才由新闻发言人进行发布。” 相比较而言，省公安厅方面采访较为顺利，采访提纲给对方后，很快得到回复，并约定时间见面采访。该厅方面出具的一份印发于2011年2月7日的文件《河南省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工作规范》显示，省市两级公安机关成立新闻发言人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任组长，成员则由警令部、宣传、法制、网安、纪检、督察、人事、后勤等部门负责人。 集体诉求 领导要放权、授权 信息要给足 在上海地铁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地铁方、建交委以及卫生部门均有人员参加，并通报相关情况，而温州动车追尾新闻发布会，却仅有王勇平一人参加。 在“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中，王旭明说，“新闻发布会应该给受众提供最基本的事实。无论事实多少，应该尽求准确、官方和权威……当然，还要适当的回答公众质疑，比如车体为何掩埋？为什么探测过无生命体征，还会在切割过程中又找到一个女孩子？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而这些，恰恰是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未曾发布和回答的。 “很有可能，当时王勇平对这些信息和答案并未充分掌握。”周宇豪说。 新闻发布会之后，王勇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7月24日晚的发布会确实很急迫。当时，如果能有更多更确切的救人抢险的信息，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信息需求。“然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尽管自己在新闻发言中可能有不足，但在那个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候，我站出来了，而且自己没有说假话和违心的话。”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任战洲认为，新闻发言人能不能做好，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领导，能否放权、授权，这也决定新闻发言人能说多少，能否实事求是。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史安斌的一篇名为《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的“变脸术”》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分析，新闻发言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保障，就无法对所在部门的新闻发布做出整体规划和通盘考虑，也无法进行各部门之间协调“口径”的工作。即便是由“二把手”出任发言人，按照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也无权了解分管领域之外的情况，更不要说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了。 “新闻发言人要与媒体、公众达成基本共识，新闻发言人必须掌握公众和媒体想知道，但又不知道的信息，你不知道，但新闻发言人得知道。也就是说，新闻发言人不能乱表态，但信息掌握一定要多。”省公安厅负责宣传的张先生也持相同观点。 作为我省最大的商业连锁企业丹尼斯的新闻发言人，徐祺也表示了类似观点，他说，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设立新闻发言人，就要给其空间和土壤，当真的出现问题时，要勇于承认错误，要向公众道歉，不能去躲去藏，“给真相，给态度，另外，能给出解决方案更好”。 相关链接 国外新闻发言人已趋职业化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能熟练运用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专业传播语态和策略来进行沟通，这与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要求是有一定距离的。”史安斌说。 而据周宇豪了解，新闻发言人在美国已成职业化，“原来，美国白宫有御用的新闻发言人，甚至每天会发布总统的行程，让公众了解到总统的勤奋、敬业。后来发展为一种职业，美国现在从事新闻发言人职业的有４万多人，他们受雇于政府为其进行新闻发布”。 有资料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是在媒体工作过，而近3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是100%。500强品牌传播俱乐部执行秘书长肖萌说，新闻发言人必须有充分的授权，新闻人+管理者+公关人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多与职务相连，“这种角色定位造成很多局限性，导致信息发布跟不上。”周宇豪说，在他看来，职业化可使新闻发言人相对独立，最大程度上满足公众的信息自由权、知情权、传播权，进而增加发布单位的美誉度与品牌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