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编制去哪里了
我是登封市石道乡张沟小学的教师王红姗,2010年9月,作为一名特岗教师,我走进了这样一所学校:草丛中走进锈迹斑斑的铁门,看到的是是满地是土的校园,8间简陋的教室,6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4个同样大小的食堂、仓库。几个破旧的乒乓球案子和一口拴在树上的钟,还有10位年过半百的老师,这就是学校的一切。
我像是走在文明的边缘,我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到处脏兮兮的,学生穿拖鞋上学,不洗脸就进教室,上课总是迟到。说实话:我讨厌这里,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努力工作,一定要离开这里。
同时,我也决定:我要改变他们,改掉他们这些乱起八糟的坏毛病。学生作业字迹不工整,重做;上课坐姿不好,就花一节课得时间练习坐姿;我用自己所有的方法试图改变这些学生,不曾想,他们却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
一个学生每天早上学总是迟到,屡教不改。作为惩罚,我让他站在门口读会儿书再进班。其他学生说“老师,你别管他,他家没人,他自己什么时候睡醒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让他回到了座位上。夏天的课间,我集合了所有学生,告诉他们上学不许穿拖鞋,再穿,就不让进学校。下午,真的没有人再穿拖鞋了,可是他们穿上了冬天的棉鞋。那天,我哭了,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他们整个夏天,只有那一双拖鞋。
渐渐的,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省级贫困村,距乡里14里地,没有车辆进出山村,村里常年缺水。他们不洗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水,做饭、洗衣用雨水,一家三代男女老少用一盆水洗脸的事多年前就出现在日本记者的文章里。那个孩子,母亲因家庭贫困离家出走,父亲又外出打工,四年级的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已有百年历史的破房子里,自己生火、做饭,饥一餐,饱一顿的,家徒四壁。没人叫他起床,他只能自己睡醒了来学校。
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责,这些可怜的孩子,我非但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反而难为他们。后来,我不再要求孩子们太多,只要他们喜欢,怎样都行。夏天戴红领巾太热,那就不戴;上课可以坐在桌子上听课,大家累了,就趴桌子上休息会儿;不想学习了,我们就聊天儿,做游戏,去春游。
在一次画全家福的课上,所有的孩子都画了开开心心的家人,可是莹莹同学,只画了奶奶、爸爸和自己,而且全是背影。简单的冷色调,还有那句刺眼的话:“我和奶奶、爸爸永远在一起”。经过了解才知道,爸爸是智障,莹莹是抱养的。已经深秋了,她还穿着短袖。回到家里,我收拾了妹妹的衣服拿来给她。有时候,我给她梳漂亮的发型,渐渐地,莹莹变得爱笑了。
有个叫宋朝阳的孩子,自幼患病,无法开口说话,每次上课,他都特别希望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站起来回答问题,当看到他高高地举起右手,看着他渴望的眼神,我的心就像是被针狠狠的刺了一下。为什么上天对这个孩子这么不公平,给他生命却不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于是,每节课,就算请他回答问题很浪费时间,我也给他留一次机会,并教育其他孩子耐心等待。现在,每节课上,总能看见他骄傲地举起手,站起来用手指比划着回答问题。看着他自信的笑容,做教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我越来越喜欢给孩子们上课,帮孩子们进步的感觉。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地懂事,我的心里特别欣慰。有个孩子学习一直不好,在发现他的优点后我在课堂上就鼓励他,表扬他,他总是不好意思的笑笑,而且更加努力地学习。在我给他的作业本上写下了鼓励的话后,回到家里,他用爸爸的手机给我发来短信“老师,谢谢您对我的鼓励。”就是这个信息,让我觉得原来帮助孩子进步是件这么神圣的事。
很庆幸,孩子们并不讨厌我,有时候上完半天的课很累,孩子们依然站在楼上喊“老师,你来给我们班上课吧。”好多次,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老师,你明年走吗?我们学校年轻老师都是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只是搪塞着,因为怕许下承诺后自己坚持不下去
那些老教师,总是会讲好多有趣的故事,与他们说话,就像是在和一本教育的活字典谈话,他们是教育快速发展的见证者。当其他学校的老师为了一个模范名额而争得头破血流时,老教师们把所有的荣誉都给了我。在我们学校,辛苦是大家的,荣誉是我自己的。他们一次次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我,改变着我,高老师是学校的总务主任,同时还兼任五年级的数学课。他因消化不好去医院检查,发现居然是胃癌晚期。孙校长说:“高老师,去医院吧。”他说:“学期快结束了,等暑假吧!”等到了暑假,我却参加了这辈子第一位同事的----高老师的葬礼。追悼会那天,没有鲜花、也没有荣誉,只有工会主席送来的那张退休证。高老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山村教师,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大山的教育事业,他用自己的默默奉献践行着一位人民教师的光荣责任。
孙校长50岁,听别人说,他是当年全乡第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的中专生现在在市里至少也是个副科级的干部,而他,全乡第一个大学生,却在这样一个山村小学当了校长。而且一干就是30年。我曾经问过校长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过了30年,他说:“如果连从大山走出去的人都不回来了,还怎么指望大山的孩子走出去。”
我曾一度认为这群人不可理喻,固执,教条,傻子。现在,我才知道,是他们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实现着孩子的理想,托举起大山的未来!
一年之后,我真的面临选择,有机会走出山村。说实话,我心动了。可是,想想那些孩子,我犹豫了,全校270名学生有一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仿佛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只是因为生在山里,他们就应该和爷爷奶奶守着空心村生活吗?难道只是因为生在山里,他们的童年就应该没有父母的关爱吗?难道只是因为生在山里,他们就应该见不到年轻老师,就应该只有一双鞋子穿吗?他们的童年,难道就应该背负这样的负担,这样灰暗吗?我很渺小,只是一个老师,我走了,上级当然还会再派年轻老师来,可是这些孩子,还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于是,我留了下来,依旧带着孩子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我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可是对于整个山村来说,仿佛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那些只在电视上出见过的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孩子把地里长出的第一颗草莓攥在手里直到出水儿也不舍得吃,跑来给我,只因为一年前我在英语课上说了一句“我喜欢草莓”;去吃喜宴的孩子带来一点肉,咽着口水说“老师,您吃”,我妈妈喜欢吃野菜,学校女老师就集体去山上采,大家择了两个多小时,把菜洗净、空干了让我带回家;好多次,同事把饭菜盛好的等着我去吃,家长们送来花生、柿子;周五,村民集体站在村口为我拦车……
这些点点滴滴,足以让我停下脚步,为山里的孩子做点什么。3年了,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偶尔没有车,依然步行14里路走出山村;依然计划着一桶水要用多少天;发生意外,也曾赤脚走在长满荆棘的山路上;为了不在夜里去厕所,一到晚上就不喝水;大雪封山,自己一个人守着学校过夜;没有食物,就吃连一点盐都没有的白水煮面条,孤独也总会时不时地涌上心头……,也习惯了学校总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我小学四年级的班里来了个21岁的学生,让25岁的我举手无措,学生帮奶奶拿水管浇地而迟到,班里景颇族、白族各个民族的孩子都有,他们拿着少数民族的文字问我“老师,这个怎么读?”问的我哑口无言。总有人问我“苦吗?”我总说“还行,”其实习惯了,一切都好。现在,我们学校又有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老师,跟我一样,她也结束了那个“年轻老师只此一年”的恶性循环,也留在了这里。
4年,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很短,但我收获很多,比如孩子在元旦的时候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每每想起都觉得温暖。她说“老师,您开心,我们很快乐;您辛苦,我们很难过”。真的很感谢这些可爱的孩子。
2013年1月26日,我站在了2012感动登封十大人物的颁奖台上,当孩子们拿着礼物奔向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 很幸运,我走进了这么多孩子的童年,做了那一缕照亮大山阴影处的阳光。我希望恪守着这份宁静,做一个美丽童年的守护者,守护山里孩子的七彩童年。为他们筑梦,为他们领航。
可是我们的编制去哪里了?登封,一个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地方;登封,我们满怀仰慕从外地跑来执教的地方;登封,我们曾经洒过无数泪水和汗水的地方;此时此刻,站在这片炙热的土地上,我们的心,如坠冰窟…… |